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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75 庸[𠭻,读音作yōng(ㄩㄥ)]

 

一.姓氏用字:

 

 

 

 

二.姓氏渊源:

第一个渊源:源于国名,出自夏商时期诸侯庸国,属于以国名为氏。

庸国,是夏商时期出现的一个诸侯国,曾跟随周武王参与灭商战争,继续被敕封位诸侯国。春秋时期,庸国处于巴、秦、楚三国之间,建都于上庸(今湖北竹山西南部),其始祖就是上古伏羲大帝(风伏羲,公元前7817~前7707年在位)。

在上古时代,一群“庸人”建立了一个以“庸”为名称的国家。庸国在历史上并不平庸,她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。长期以来,人们一直认为华夏文明是黄河流域诞生和发展的,因此在春秋时期存在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几个国家,就难以有详实的历史资料。庸国,就是这样一个身处三峡地区、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古老国度。

古庸国的历史非常悠久,关于庸国的起源,自古以来众说纷纭,目前较通行的主要有两种说法:

一是“容成氏”说。容成氏又有两种解释:一种称之为“黄帝之臣”,在史籍《后汉书》中记载:“容成,黄帝之臣。”一种则称容成氏是上古诸帝之一,在典籍《庄子·胠箧》中记载:“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畜氏、轩辕氏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,神农氏,当是时也,民结绳而用之。”近年来出土的楚国竹简中,也发现了类似的记载。有学者考证,容成氏就是庸成氏,就是古庸国的先君,因为“容”与“庸”二字在古代是同音通假互用的。

二是“祝融”说。祝融是上古三皇之一,在典籍《庄子》中记载,在神农之前有祝融氏。在典籍《礼》中也说:“伏羲、神农、祝融,三皇也。”又说:“祝者,属也;融者,续也,言能延续三皇之道而行之,故祝融也。”祝融亦即古三皇之一燧人氏,因其发明钻木取火,温暖人间,故尊其为祝融。也有人说,祝融是黄帝的大臣。在典籍《通典》中称,祝融是黄帝六相之一,黄帝“得祝融而辨南方,得蚩尤而明元道,得太常而察地理,得苍龙而辨别东方,得风而辨西方,得后土而辨北方,谓之六相。”还有人说,祝融是为帝喾管理火正的两位大臣,即颛顼高阳之后卷章的两个儿子重黎和吴回。据史籍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记载:“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,甚有功,能光融天下,帝喾命曰祝融。工共氏作乱,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。帝以庚寅日诛重黎,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,复居火正,为祝融。”在典籍《山海经》中也说:“炎帝之妻,赤水之子听訞生言居,炎居生节并,节并生戏器,戏器生祝融,祝融降处于江水,生工共……洪水淘天,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,不待帝命。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。”又说:“南方祝融,兽身人面,乘两龙。”有学者认为,融与庸同音,庸即融演化而来,庸国人就是祝融氏的后代,同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。

庸国究竟是容成氏所创,还是祝融氏后裔所创?祝融是远古三皇之一祝融氏,还是帝喾之臣重黎或吴回?从诸多文献看,古庸国人应该是上古颛顼帝姬乾荒(高阳氏,公元前2513~前2436年在位)的苗裔分支,但究竟其国君的祖先是谁,恐怕是永远也无法得知了。不管庸的开国始祖是谁,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:古庸国的起源应在夏王朝时期或更早。庸国的都城上庸本身也表现出庸国的古老。“庸”在古代就有“城池”的含义,上庸可以理解为上古之城,也可以理解为天子之城。在典籍《乐府诗集·鼓吹曲辞》中记载有一首民间爱情诗歌:“上邪!我欲与君相知,长命无绝衰。”意思是:苍天啊,我要与君相知相守,还要使这种相知永远不绝不衰。这里,“上”就是上天的意思,“上庸”中的“上”字也很可能就有“天”、“天子”之意。

早在远古时期,江汉中西部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,古庸国人的祖先或许就起源于这一地区。郧县古猿人化石、伏羲、女娲(公元前7707~前7653年)、舜帝姚重华(虞舜,公元前2255~前2208年在位)等在庸地活动的历史记载,就是一种证明。正是由于古庸国人千百年间世代在江汉中西部地区繁衍生息,才能缔造出古老的“庸人文化”。

在追溯古庸国的历史时,不得不面对有关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问题,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问题。只要对黄河、长江这两河流域文明的进程有个基本的了解,文明起源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。长江中游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地区,也是一个原始文化区域,有着相对独立的文明化进程。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,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,古庸国的历史也渐渐浮出水面。

在长江中上游的古庸国一带,当地的土家族和苗族世代流传着伏羲和女娲兄妹繁衍子孙、女娲造人补天的神话传说。土家族和苗族,也是伏羲和女娲二帝的一支后裔。在史籍《淮南子》中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:洪荒时代,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大打出手,最终祝融打败了共工。共工生性暴烈,因失败而恼羞成怒,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,致使不周山崩裂。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,它断折了,天就倒下了半边,出现了一个大窟窿,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缝,山林烧起了大火,洪水从地下喷涌出来,各种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。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重危机。看到人类遭难,创造了人类的女娲感到无比痛苦,一心补上苍天,以终止这场灾难。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,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,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,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,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。女娲还擒杀了残害百姓的黑龙,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。最后,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,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,把它们烧成灰,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。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,苍天总算补上了,地填平了,水止住了,龙蛇猛兽敛迹了,人民又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。但是,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。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,因此太阳、月亮和众星晨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,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,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。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,就是女娲的补天神石放出的彩光。在西汉时期的文献《运斗枢元命苞》的记载中,伏羲、女娲、炎帝姜石年(神农氏,公元前3157~前3078年在位)皆被列为中华民族创始人的三皇。

神话是虚妄的,但是口口相传的上古神话却也是历史的一部分,包含着一些重要史实。要发现隐藏在神话背后的真正历史,必须求助于远古地理学知识。在两亿年前的三迭纪末期,古中国大地的地形本来是东高西低,与现在正好相反。地面上的所有水系一律遵循东水西流的法则,奔向西部地区一片水域非常辽阔古地中海。今天的三峡、西藏、青海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等广大地区,当时都是一片汪洋,湖北秭归是当时的一个滨海湖区。在强烈的造山运动中,海底的岩石拱出海面,古地中海向西后退。大约是在7000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中,三峡地区隆起,巫山十二峰形成,山顶上至今还遗留有海底古生物的化石。古老的秭归湖消失了,古中华大地的地貌随即改观,三峡以西的巴蜀湖、西昌湖、滇池等几大水域,被一个水系串连起来,从东往西形成西部古长江的皱形;三峡以东的当阳湖、鄂相湖、鄱阳湖及其众多湖泊串连起来,形成了从西往东的古长江雏形。

大约在四千万年前,喜玛拉雅造山运动开始,青藏高原、云贵高原及三峡峡谷形成,古中华大地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地形。正如神话传说中的共工氏怒触不周山,致使“天柱折,地维绝,天倾西北,故日月星辰移焉;地不满东南,故水潦尘埃归焉”。西部的古长江调头东进,经过长年累月的大水冲刷,终于冲破、三峡的阻拦,东西贯通一气,形成了一条崭新的万里长江。长江流域的中、下游地区,古代有个广袤无垠的两湖平原,面积约五万平方公里,海拔五十米左右,原系古云梦泽,由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,亦称“云梦平原”。现在的张家界地区就是位于古云梦泽里。长江流域的地质地貌变更的年代,正是古生物从水中向陆地进化的大好时期,也是古人类诞生的婴儿时期。

在长江流域的中、下游地区,早已有远古人类的足迹。至今为止发现的化石中,有距今五万年以前的“汉阳人”、五十万年以前的“长阳人”、二百一十万年的“巫山人”,比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“元谋人”还要早四十万年。世界公认的拉玛古猿距今约一千四百万年,已能直立行走,会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块猎取食物,这种古猿不仅在长江流域上游有所发现,而且在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发现了距今四千五百万年的古猿化石。在原古庸国属地的堵河入口处(今湖北郧县)也发现了古代原始人头骨,比北京猿人还要早一百五十万年以上。

洪荒远古,伏羲、女娲造人补天,以及画八卦、制婚姻、作笙簧这些历史故事,并不都是荒诞不经的神话,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知识、人类文明源起的历史。这些创世神话在古庸国地区的流传告诉人们,在追溯古庸国的缘起时,完全可以上溯到比炎黄二帝更为久远的伏羲女娲时代。

从古籍文献方面看,上古时期最早出现而且影响较大的有三个部族,一为太昊帝伏羲氏,一为炎帝神农氏,一为黄帝轩辕氏。这三个部族的姓氏不同,特征鲜明。伏羲姓风,女娲是伏羲的妹妹,自然也姓风,炎帝姓姜,黄帝姓姬,风、姜、姬皆为最古老的三大姓氏。伏羲大帝是开创了中华文明新起点的伟大人物,创造了许多文化,能够打猎、捕鱼、织布,有非常高的智慧和发明。在典籍《易》中记载: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,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,结绳而为网罟,以畋以渔,盖取诸离。”庖牺氏就是伏羲大帝。女娲帝也是创造文化的神祗,在史籍《帝王世纪》中记载:“帝女娲氏,亦风姓也,作笙簧,亦蛇身人首,一曰女希,是为女皇。”女娲还是一位音乐女神,与伏羲文化不同的是,女娲的主要功绩:一是炼石补天,二是创造人类。

在汉朝时期的画像上,伏羲和女娲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,表示他们或者是夫妻,或者是兄妹。他们出现的意义非同一般,标志着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诞生,是文明和原始的分界点。

在庸国范围内的堵河流域,人们发现了三百万年前“郧县古猿人”的头骨、十~六万年间“郧西晚期智人”的牙齿,而以霍山坡、黄土凸等为代表的堵河流域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,表明古庸国地区确实是人类的摇篮之一,因此有学者大胆推测:古庸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。

考古发掘表明,早在六千年前,秦岭至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,农耕文明的出现使人们有时间娱乐,文艺得到发展,当时的文艺主要就是巫舞,这在出土文物中石、骨、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中都有体现。而古庸国就是崇尚巫文化的国家,在史籍《民俗博览》中记载:“庸人好巫,端公疗疾,其效神验,乃上古遗风也”。

夏商时期的古庸国人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形态,当年庸国盛产五金,是铸钟大国,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术,因此亦被称为“镛人”,商王朝时期的许多鼎器、大钟都是古庸国人的铸造杰作。同时古庸国人又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“墉人”,周王朝统治者就曾请庸国人在成周(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)建造都城,且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侵蚀,仍然屹立不倒,这些足以证明庸国人的建筑艺术确实高超。

 

 

竹山古庸国方城遗址

 

古庸国人又是史料中记载的最早饮茶的先民,“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”。史籍还告诉人们,古庸国人是围棋的发明者。堵河流域的上庸,在尧帝伊祁放勋(唐尧,公元前2357~前2258年在位)统治时期是尧帝长子伊祁丹朱的封地,他在上庸发明了棋类博弈游戏,史称“尧时庸国人善弈,性狂放狡黠”。古庸国人还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,在史籍《古代战事考》中记载:“惟庸国人善战,秦楚不敌也”,简直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。

古庸国,是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,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,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。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,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,自从被商汤子履()强行迁到西南汉水流域(今陕西安康)之后,怨恨商王而后来转而依附于西伯侯国姬昌(周文王,公元前1184~前1134年在位),至商末帝子受辛三十一年(商西伯侯姬发十一年,公元前1123年)农历1月20日,商西伯侯发动了伐纣战争时,就联合了西土的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等部族和方国一起进攻商王朝,古庸国名列于八国之首,事后被周武王封为侯爵。

古庸国的疆土,比早期的秦国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,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。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,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,小者仅五十里,秦国在周平王姬宜臼执政时期(公元前770~前720年在位)只有一个赵城,西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、北部及重庆的东、西、北部,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、南及湖南被部一带。而古庸国,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。

过去,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,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。实际上,庸国包括麇、儵、鱼、夔等附属小国,其东部含古麇属地,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、桑植等县,今巴东、兴山、秭归、建始等县,是古代夔国的领地,当然也是庸国所属,历史上著名的楚国爱国诗人、三闾大夫屈平(字原,公元前340~前278年)就是湖北秭归人,其父亲就是庸国的君主屈章(屈伯庸)。

事实上,从商汤至西周早期的古庸国,其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。楚国都城原本在丹阳(今河南淅川)。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(今湖北荆州纪南城),原本为庸国所属,后被楚国侵占。古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市的东北地区,含万洲、开县、梁平以北各县。在典籍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记载:“四川首州府,周庸国地……四川大宁、奉节、云阳、万县、开县、梁山(今重庆梁平)皆其地也。”古庸国的西部则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,在史籍《华阳国志·汉中志》中记载:“汉中本附庸国,属蜀。”也就是说,汉中地区原本也是庸国属地。古庸国的北部包含今湖北郧西县、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。郧西古称上津,隶属金州,在史籍《太平环宇记》、《舆地纪胜》中都说,金州“于周为庸国之地。”在史籍的记载中,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,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。据史籍《魏书》记载:“皇兴四年置东上洛,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。辖商、丰阳二县。”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、商南、山阳一带。名为庸郡,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。

庸国疆土如此之大,在春秋前期少有。这样大的一个独立古老国家,常被后人误解成楚国的附属,实际上,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,其国力也非常强大,地位、声望都很高。

庸国在商王朝时期是群蛮之首,湖南北部、湖北西南部的“百濮”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,这与古庸国在当时的政治、军事实力、威望是分不开的。古庸国在春秋时期曾称雄于楚、巴、秦之间,甚至击败楚国数次入侵,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。最后的庸楚之战,楚国如果不是联合了巴、秦二国,单靠自己想灭掉庸国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古庸国不仅国力强大,其爵位也很高。在典籍《礼记·王制》中记载:“王者之制禄爵,公侯伯子男,凡五等。”在典籍《仪礼》中记载:“同姓大国则曰伯父,其异姓则曰伯舅。同姓小邦则曰叔父,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。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,虽大曰‘子’。”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,其他诸侯国“虽大,爵不过子,故吴、楚及巴皆曰子。”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是严格的,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,故楚子熊通(公元前740~前689年在位)威逼周王室给其改封号,“欲观中国之政,请王室尊吾号”。庸即为伯,说明其地位很高,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。

在有文字记录以来,古庸国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,庸国人也是最古老的氏族之一。由于史书缺少记载,庸国及其氏族地位曾长期被人误解,有的称其为“楚之附庸”,说庸国人就是楚人,有的归其为“诸巴之一”,说庸国人就是古巴人。实际上,古庸文化具有完全的独立体系,其附属之说实属对春秋以前历史的误读。

古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,其建国历史具有连续性、稳定性,她在夏、商时期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、相对稳定、中间无间断的国家。如果从夏王朝算起,就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,如果从商王朝算起,也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。

古庸国属地尽管后来一分为四,分别隶属现湖北、陕西、湖南、重庆三省一市,属于不同的省、市管辖。但长期以来仍然保留着不少共同的文化特征,如饮食文化、服装文化、丧葬文化、婚姻文化、语言文化、娱乐文化、巫文化、道教文化等,有的文化现象一直成为史学界难解之迷,诸如“悬棺”、“黑暗传”、“孝歌”等等。

古庸国都城所在地的周围的域,现今竹溪、竹山,极其相邻地区平利、镇坪北部、旬阳、郧西,其方言、口音基本相同,应归属一个方言区,这一方言暂以“竹溪方言”为代表,这种方言是如何形成的?历经多少朝代?也一直是个难解之迷。一个地区某种方言的形成,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。一个氏族、一个部落的方言能够稳定下来,并延续不断的同化外来人口的语言,其本身方言的形成少得几百年,甚至上千年。竹溪方言的形成,并且能长期延续下来,而且周邻地区方言与竹溪话基本相同,只是某些口音有差异,其主要原因,很可能是受古庸国语言文化的影响。竹溪、竹山方言中有上百个独特的语言词汇,很多有音无字,表意也相当丰富,外地人很难听懂。奇怪的是,这些语言词汇,也存在于江汉西部地区重庆东北、陕南部的地区的方言中,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一样。比如,竹溪人将墙基处称其为“墙根脚”,郧西、白河也这样称谓。竹溪人原本将父亲称“伯”,三峡地区、奉节、巫溪一带也将父亲叫“伯”。竹溪人过去将加餐称为“做神父”,而奉节、巫溪、平利当地居民,也有将吃肉、喝酒称为“做神父”之说。许多方言俗语,在古庸国所属地均通用。

古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,即“悬棺文化”。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,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。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,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,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。在竹溪河流域,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,当地人称之为“老人洞”。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。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。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:古人见人老了便死,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,觉得不公平。请求上天变“人死蛇蜕壳”为“蛇死人蜕壳”。上天答应了请求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。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,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。

古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“打夜锣鼓”,又叫“唱孝歌”。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,一人系鼓,一人提锣,围着棂柩迈着慢慢舞步,边走边唱,一应一对,或后随一人跟唱。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“黑暗传”,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,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。在“黑暗传”不是出在某人某时某地,而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。

古庸国还是巫文化发祥地之一。长江三峡的巫山古称灵山。在史籍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中称灵山有十巫,今已被证明都是早期的庸国人。其后,十巫中最强大的“巫咸族”建立了一个“巫咸国”(今重庆巫溪)。在十巫中,巫咸、巫彭都曾为商王太戊子密(公元前1638~前1563年在位)的重臣,巫彭精通医道,巫咸除精通医道外,还精通天文、乐器。巫咸、巫彭所研究的医道、天文、乐器等,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。古庸国所属江汉西部各地,明、清以前均有“民多信巫”的记载,至今这些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巫文化,而且其使用的巫术也基本相同。这些巫术由来已久,根深蒂固。巫文化的另一方面,就是中草药文化。鄂、渝、陕边境地区民间中草医颇具地方特色,积累着宝贵的经验。这恐怕同上述巫术一样,与古代庸国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分不开的。

古庸国人还有先进的铸造文化。庸国被灭以后,庸国人中有一支远走东南瓯越(今福建)山地,成了后来的百越中的越人一支,这个外来民族以善冶炼青铜器着称,最初被称为“钺人”,钺与镛意义相通,都是指善于冶炼青铜的意思,钺是一种青铜兵器,这也显示了以武立国、精于冶炼的巴镛人的一个特性,在古代,钺越二字相通,钺(镛)人后来才被叫成越人,这支越人就是庸国人的后裔,武夷山区一带存在大量秦汉以来的悬棺崖葬,与古庸国人的风俗完全相同。

古庸国人还能歌善舞,并发明了鼓等打击乐器,因此古人有时将大鼓称为“庸鼓”。庸国人善于歌舞,这在典籍《诗经》中可见其端倪。在典籍《诗经·江汉》及《诗经·墉风》中的一些作品,就出自庸风。世有“吉甫作诗”之说,尹吉甫为周武王的大臣,其出身地即庸国的附庸之地麇国。庸国的歌舞后来发展成山歌、戏剧。两竹高腔、薅草锣鼓、闹房花鼓调,主要源头就在古庸国的歌舞。

茶在中国作为饮料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。早在商、周时期,古庸国人就发明了茶叶和生漆,并将茶叶、生漆作为贡品。作为庸国都城上庸所在地而言,唐宋之前的确少见茶叶的历史记载,但并不等于这里就不出产茶叶,也不等于庸国不是中国茶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。在史籍《华阳国志》中所记巴地:“上植五谷,牲具六畜,桑、蚕、麻、纻、鱼、盐、铜铁、丹、漆、茶、蜜……皆纳供之。”其所说的漆、茶叶产地“巴”,实际上包含庸国的三峡地区,即后来的峡州、夷州等地。

在长江三峡一带,庸国人的茶文化后被楚国人所继承。唐朝茶圣陆羽(字鸿渐,公元733~804年)在《茶经》中称:“其巴山峡川,有两人合抱者,伐而掇之。”在典籍《茶经》所记载的“八之出”山南六州,其中金州、峡州即全部或部分为古庸国属地。在典籍《广雅》中记载:“荆巴间采茶作饼成,以米膏出之。若饮先炙,令色赤,捣末置瓷器中,以汤浇覆之,用葱、姜芼之。其饮醒酒,令人不眠。”

古庸国还是盐文化的发源地之一,其富强与其地产盐有很大关系。早在夏商时期,庸国人就开发了盐泉,用以煮盐,并打开了通往荆楚、西秦等地的盐道。秦地少盐,楚灭庸后占领了庸国人的盐泉,籍以控秦,秦国则派大将白起(公孙起,公元前?~前257年待考)占领了鱼邑之地,夺取了盐泉。据史书记载,秦楚战争,首先就是从争夺故庸盐资源开始的。

周匡王姬班二年(楚庄王熊侣三年,公元前611年),楚国遇上了严重的灾荒,饿死不少百姓,而楚庄王却在韬光养晦“三年不鸣、不飞”。这时,楚国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。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,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邑(今湖北枝江),大举伐楚,当时楚国一度危在旦夕。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、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,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国,庸国都城方城(今湖北竹山西南部)四面受围,遂为三国联手所灭,楚庄王由此实现了“一鸣惊人”的壮志。而故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,但因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,使楚国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,实在是“庸国人自扰”,这就是“庸人自扰”这一成语的真正来历。

故庸国灭亡后,秦、楚两国疆域相连起来,在两大强国近四百年的战乱中,故庸旧地朝秦而暮楚,昔日的古都方城不断地变换着两国战旗,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显然,这样的生存境遇是一个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族群不能承受的。早在灭国之时,古庸国人就开始了悲壮地迁徙,去寻找新的家园,在四面强敌、遍地狼烟的虎视下,他们的迁徙路线没有更多的选择,只有沿着武陵山脉过峡江,进入到清江、酉水、澧水流域,而这些区域,正是现在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地。

而有关庸国的历史记载也随着楚、秦、巴三国灭庸之战而渐渐烟消云散,庸国人在逃亡的迁徙中也从历史中消失踪迹。从流传于今的张家界、湘西的地名中可以看到,从遥远的庸国迁徙而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族群,在与当地族群经过了最初的冲突后,逐渐融入了土家族的先民中,并在鄂西、张家界、湘西更为广大的山林中为后人留下一系列地名:庸州、大庸溪、施溶溪、大庸滩、大庸坪、大庸口、庸水、武陵江……庸国人与当地族群和谐共处,并将大庸开发成为避秦遗世的武陵仙境,隐逸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大庸文化的特质。

早在庸国人举族南迁之前,与庸国人同宗同族的赤松子就已归隐于大庸。在古庸文化的早期源起中,伏羲画八卦已经发仞出儒道两宗,赤松子是道家的开山人物。在史籍《真君传》中记载:“赤松子者,神农时雨师也。服水玉以教神农,能入火自烧。数往昆仑山中,常止西王母石室中,随风雨上下。炎帝少女追之,亦得俱去。至高辛时,复为雨师焉。”在史籍《直隶澧州志·方外》中记载:“赤松子,相传隐于赤松山(今湖北张家界天门山)迄今有丹灶。”赤松子淡泊人世,隐居大山,修炼长生之道,首创辟谷养生法,采百花为食,极山林之乐,是中国道家一脉的开创者。炎帝女儿对他极是爱慕,随他四处云游修道。后来,赤松子归隐大庸,开中国隐逸文化的先河,也为后世庸国人南迁指明了一条道路。

赤松子之后,鬼谷子也隐遁于大庸,其后,西汉留候张良同样归隐于大庸,这三人是历史上大有名气的人物,他们的归隐自然是万众瞩目,与这些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相比,更多的隐者已然湮没于历史的清风里,在无名中成就了真正完美的隐逸。正是一代代无名的隐者,托起了庸文化的隐逸风骨。大庸文化,就是一部民族的隐逸传奇。

在古庸国灭亡之后,有王族贵胄和部分国人以原国名位姓氏,称庸氏,以念故国,时代相传至今,是十分古老的姓氏之一。

 

第二个渊源:源于偃姓,出自春秋时期小诸侯国舒庸国,属于以国名为氏。

舒庸国,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偃姓小诸侯国,为江淮地区群舒国的成员国之一,其先祖就是著名的古贤人偃皋陶。

历史上庐江地区的偃姓“群舒国”,包括舒庸、舒蓼、舒鸠、舒龙、舒鲍、舒龚,是一个依附于黄帝后裔姙姓舒子国的邦联式军事集团,奉舒子国为核心盟主。这些小国在周武王灭商立周后,分封古贤人偃皋陶的后裔时所建封国,号称“群舒”,可以说近乎于同一个国家,舒庸国就是其中之一。

群舒国大都聚集在舒邑地区(今安徽庐江西南部),而舒庸国的位置在古庸邑(今安徽安庆一带),故名。

群舒在早年曾得罪过徐国,故而在周惠王姬阆二十年(徐侯嬴修四年,楚成王熊恽十五年,公元前657年),群舒被徐国所灭,但徐国难以控制离自己数百里外的群舒国之地,因此不久群舒复起,再次复国,投靠强楚,成为楚成王麾下的附庸。

到了周顷王姬壬臣四年(楚穆王熊商臣十一年,晋灵公姬夷皋六年,公元前615年)夏天,群舒又联合了同宗的偃姓宗国(今安徽舒城东南部)一起反叛了楚国。楚穆王大怒,遂派遣令尹成嘉(字子孔,公元前?~前613年待考)率大军前去镇压,群舒与宗国不敌强楚,被强大的楚军击败,各国君主皆被楚军俘虏,再次沦为强楚的附庸,地位更是低下,故而在史籍中不再记载。

 

 

安庆舒庸古城遗址

 

到了战国末期的周赧王姬延三十七年(楚顷襄王熊横二十一年,公元前278年),群舒国最终被楚国全部吞灭,舒庸国也在其中。

亡国之后,群舒国的公族后代有以故国名为姓氏者,分别称舒庸氏、舒蓼氏、舒鸠氏、舒龙氏、舒鲍氏、舒龚氏,后省文简改为单姓庸氏、舒氏、蓼氏、鸠氏、龙氏、鲍氏、龚氏等,皆世代相传至今。

 

得姓始祖:风伏羲、偃皋陶。

 

 

 

三.各支始祖:

资料有待补充。

 

 

 

四.迁徙分布:

庸氏是一个多民族、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,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一千位,在台湾省则没有,族人多以南平、琅琊、成阳为郡望,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省的安康市旬阳县,山东省的潍坊市诸城县,河南省的信阳市平桥区,湖北省的荆州市监利县,湖南省的株洲市攸县等地。

 

 

 

五.郡望堂号:

1.郡望:

南平郡:即今湖南省常德市。秦昭襄王三十年(甲申,公元前277年)蜀守张若“取楚巫黔及江南地,以为黔中郡”。郡治在今沅陵县治西十公里。秦统一中国后,始皇分天下置三十六郡,黔中郡为三十六郡之一,郡衙设沅陵。辖境相当于今湖南省沅江流域、澧水流域、湖北省清江流域、贵州省东北部和重庆涪陵、黔江等地。西汉时期,西汉高祖五年(己亥,公元前202年)取“止戈为武,高平为陵”之义,改黔中郡为武陵郡,隶属荆州刺史部。武陵郡郡治义陵(今湖南省溆浦县南)辖境较秦黔中郡位置稍有南移,所谓“左包洞庭之险,右控五溪之要”。范围包括今湖南省沅江流域,澧水流域;湖北省长阳、五峰、鹤峰、来凤等县;贵州省东部及广西三江、龙胜等地。武陵郡辖十三县。属今常德市的有:索(故城在今常德市东北三十公里处的韩公渡镇城址村);临沅(今武陵区、鼎城区大部分、桃源县,故城在今武陵区);孱陵(今湖北省公安县、湖南省津市市、澧县一部分、安乡、南县、岳阳、华容县,故址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);零阳(今澧县一部分、慈利、石门、临澧县,故址在今慈利县零阳乡);在今湖南省怀化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、张家界市的有:沅陵、镡成、无阳、迁陵、辰阳、酉阳、义陵、充。西汉初始元年(戊辰,公元8年)王莽称帝,改国号为“新”,武陵郡被改为建平郡,隶属荆州刺史部,辖原西汉十三县。其中孱陵更名为孱陆,临沅更名为监沅,迁陵、辰阳、义陵分别更名为迁陆、会亭、建平,其余各县同西汉。东汉建武二十年(甲辰,公元44年)建平郡复名武陵郡,为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,郡治移临沅(今常德城西)。除原武陵郡假山改属南郡外,其余十二县有所分合改名。属今常德市范围的有六县:临沅、孱陵、零阳为西汉故县;沅南县,东汉建武二十六年(庚戌,公元50年)析临沅县南境置,为今桃源县、鼎城区南境,故城在今鼎城区西南三十五公里;作唐县,东汉建武十六年(庚子,公元40年)析孱陵县置,为今津市市、澧县、安乡县,故城在今安乡县北;东汉阳嘉三年(甲戌,公元134年)西汉索县更名。其他六县为充、沅陵、迁陵、酉阳、镡成,辰阳(省无阳、义陵并入)。东汉武陵郡隶属荆州,州治汉寿(西汉索县故治)。东汉建安十四年(己丑,公元209年)刘备领荆州牧,武陵郡属蜀。东汉建安十九年(甲午,公元214年)吴蜀分荆州,武陵郡仍属蜀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(己亥,公元219年)孙权命吕蒙袭取荆州,武陵郡始属吴。三国时期吴景帝永安六年(癸未,公元263年)充县嵩梁山裂,孙休以为祥,遂分武陵郡的澧水流域置天门郡,始开常德地区沅、澧两水分治局面,天门郡郡名是因原武陵郡“充县有嵩梁山,山有石,石开处数十丈,其高以驽仰射不至”,其上名(天门)而得。天门郡治漤中(今慈利县西)辖零阳、充、漤中三县。属今常德市范围的仅有零阳(今澧县、临澧、石门)。作唐县改属南郡。吴武陵郡治临沅(今武陵区)辖十一县。属今常德市范围的临沅、吴寿(东汉汉寿县改名)、龙阳(今汉寿县地)、沅南。其他七县为沅陵、辰阳、黔阳、镡成、迁陵、酉阳、舞阳。武陵郡、天门郡、南郡均隶属吴荆州,州治在今湖北省江陵县。西晋太康元年(庚子,公元280年)分南郡江南地,置南平郡。南平郡初治作唐,后徙江安(今湖北公安)。辖孱陵、江安、南安、作唐四县。晋天门郡(吴故郡)初治漤中,后移治澧阳(今石门县治)。辖临澧(充县改,属今桑植县地,非今临澧县)、零阳、漤中、澧阳(晋武帝太康四年分零阳地置)四县。晋武陵郡治临沅,辖十县,属今常德市的有临沅、汉寿(吴寿县复名)、龙阳、沅南县;属今怀化市的有沅陵、镡成、舞阳县;属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有黔阳、酉阳、迁陵。晋朝地方政区实行州、郡(国)、县三级制。武陵郡、天门郡、南平郡均隶属荆州,州治襄阳(今湖北省襄樊市)后移治江陵。西晋末年随着“永嘉南渡”,义阳流民栖于南平郡作唐县境者甚多。东晋隆安元年(丁酉,公元397年)置南义阳郡,治今安乡县西南。辖厥西、平氏二县,地域甚狭,无一定疆界,徒存郡县名目。南平郡治作唐,辖县同西晋。天门郡治澧阳,辖县同西晋。武陵郡治临沅,辖九县,除镡成并入舞阳外,余同西晋。武陵郡、天门郡、南平郡、南义阳郡同隶属荆州,州治江陵。南朝时期,在今常德市内设置有武陵、天门、南平、南义阳四郡。武陵郡治临沅。南朝宋、南朝齐时辖十县:临沅、龙阳、汉寿、沅南、迁陵、辰阳(西晋废,宋复置)、舞阳、酉阳、黔阳、沅陵。南朝陈天嘉元年(庚辰,公元560年)分武陵郡置通宁郡。武陵辖境缩小到沅江下游,辖临沅、沅南、汉寿、龙阳四县。天门郡在宋、齐、梁时治澧阳(今石门县)辖县同晋。南朝陈太建七年(乙未,公元575年)废漤中、临澧县,置崇义县,隶北衡州。天门郡辖澧阳、零阳县。南平郡辖江安(陈改为公安)、孱陵、作唐、安南(晋南安县改)四县。郡治宋为江安,齐为孱陵,梁、陈为作唐。南义阳郡,东晋侨置,以居义阳流民,治今安乡县西南。南朝宋初,南平、武陵、天门、南义阳郡隶属荆州,州治江陵,今湖北省江陵县。南朝宋孝建元年(甲午,公元454年)分荆州之江夏、竞陵、随、武陵、天门五郡,湘州之巴陵、江州之武昌、豫州之西阳三郡置郢州,武陵、天门二郡改隶郢州。州治江夏(今湖北武汉)。南朝宋泰始三年(公元467年)天门郡复隶荆州。齐沿袭不变。南朝梁天监十一年(壬辰,公元512年)于武陵郡置武州,州治临沅。辖夜朗郡(治夜朗,今湖南吉首市)。南朝梁天监十四年(乙未,公元515年)武州改沅州,州治临沅。南朝陈天嘉元年(庚辰,公元560年)分荆州之天门、南平、南义阳和沅州置武州,治临沅。南朝陈太建七年(乙未,公元575年)天门、南平、南义阳郡复隶荆州。隋朝时期鉴于南北朝州、郡、县的设置既滥又多,隋开皇九年(己酉,公元589年)废郡,存州县两级。沅水流域下游置嵩州,寻改朗州(沅水又名朗水而得名)。澧水流域置松州,寻改澧州。隋大业三年(丁卯,公元607年)废朗州置武陵郡,废澧州置澧阳郡。武陵郡治武陵(今武陵区)辖二县。澧阳郡治澧阳,辖六县,除崇义、慈利县外,澧县、石门、孱陵、安乡四县在今常德市。隋朝时期州、郡为地方一级政区。唐武德四年(辛巳,公元621年)平萧铣,改武陵郡为朗州,改澧阳郡为澧州。唐天宝元年(壬午,公元742年)复改朗州、澧州为武陵郡、澧阳郡。唐乾元元年(戊戌,公元758年)又改为朗州和澧州。唐光化元年(戊午,公元898年)澧、朗二洲受武贞军节度。朗州治武陵(今市城区)辖武陵县、龙阳县。澧州治澧县。唐初辖六县,同隋。唐高宗麟德后期辖四县:澧阳、安乡(废孱陵县并人,今安乡、南县地)、石门、慈利(崇义县并人,今慈利、永定区、桑植、临澧县地)。五代时期朗州先后置永顺军(后梁)、武顺军(后梁、后唐)、武贞军(后唐)、武平军(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)。后周时期,朗、澧等十州为马殷旧将周行逢所据,辖县同后梁。朗州治武陵,辖桥江(今沅江县)、武陵、龙阳。澧州治澧阳。辖县同唐。宋大中祥符五年(壬子,公元1012年)朗州更名为鼎州,治武陵。鼎州因武陵县境有鼎水(通名渐水)得名。宋政和七年(丁酉,公元1117年)升鼎州团练为常德军。“常德”取义孔颖达《诗经·大雅常武疏》:“言命遣将帅,修戒兵戎,无所暴虐,民得就业,此事可常以为法,是有常德也”,常德之名始于此。宋乾道元年(乙酉,公元1165年)以孝宗潜藩升为常德府,治武陵,辖四县:沅江(五代桥江县改)、武陵、桃源(析武陵县置)、龙阳。澧州治澧阳。辖澧阳、安乡、石门、慈利四县。宋朝地方政区实行路、州(府)、县三级制。常德府、澧州隶属于荆湖北路,路治江陵。建炎四年钟相在武陵县天子岗起义,置鼎澧州镇抚使。元朝时期沅水下游流域置常德路,澧水流域置澧州路。常德路治武陵。元至元十二年(乙亥,公元1275年)置常德府安扶司,元至元十四年(丁丑,公元1277年)改为常德路总管府。辖武陵县、桃源州(宋桃源县升)、龙阳州(宋龙阳县升,领沅江县)。澧州路治澧阳,元至元十二年置澧州安抚司,元至元十四年改为澧州总管府。辖澧阳县、石门县、安乡县、慈利州(宋慈利县升,今慈利县、永定区、临澧县地)、柿溪州(析宋慈利县置,今桑植县地)。常德路、澧州路隶属湖广行中书省,省治江夏(今武汉市)。元至正二十三年(癸卯,公元1363年)朱元璋攻克湘北,翌年改常德路为常德府,改澧州路为澧州府。明洪武九年(丙辰,公元1376年)澧州府降为澧州,属常德府。明洪武三十年(丁丑,公元1397年)澧州改属岳州府。辖安乡、石门、慈利。常德府、岳州府隶属湖广布政使司,后改承宣使司,治江夏。清朝承明制,常德府治武陵县城珠履坊(今武陵区府坪街)。辖县同明。清初,常德府隶属湖广布政使司。清康熙三年(甲辰,公元1664年)分置湖南布政使司。常德府属岳常澧道,治澧州。清雍正七年(己酉,公元1729年)改土归流,澧州升为直隶州,与常德府同级,隶属岳常澧道。辖五县:永定县(今张家界市永定区)、安乡县、石门县、慈利县、安福县。民国三年(甲寅,公元1914年)岳常澧道改称武陵道,治常德(武陵县)。原常德府、直隶澧州各县由武陵道直辖。是年,安福县改称临澧县。民国五年(丙辰,公元1916年)湖南省将武陵道裁撤,所属岳阳、平江、临湘、华容、汉寿、沅江、常德、澧县、安乡、临澧、南县划归湘江道管辖;将桃源、石门、慈利、大庸划归辰沅道管辖。民国十一年(壬戌,公元1922年)湖南省撤销“道”制,仅存省与县两级。民国二十六年(丁丑,公元1937年)12月湖南省政府将全省划为九个行政督察区。第二区辖常德、华容、南县、安乡、沅江、汉寿、澧县、临澧、石门、慈利、桃源等十一县。专员公署设常德县城。民国二十九年(庚辰,公元1940年)4月全省划为十个区。原第二区划出沅江、汉寿县改称第四区。民国三十七年(戊子,公元1948年)11月第四专署由常德迁往澧县(此时亦称常澧区专员公署)。1949年8月4日常澧区行政专员公署成立,辖九县:常德、华容、南县、安乡、澧县、临澧、石门、慈利、桃源。8月5日~8月15日先后组建常德市、津市市。8月28日常澧区行政专员公署更名为常德区行政专员公署。1952年,常德区行政专员公署改称常德区专员公署。11月政务院第142号文件批准,撤销益阳专区,将益阳市及益阳、汉寿、沅江、安化、桃江县划归常德专区。1955年2月常德区专员公署改为常德专员公署。1962年12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,恢复益阳专区,益阳市及益阳、桃江、南县、沅江、华容、安化六县一市划去,常德专署辖八县二市。1966年秋冬,专署领导机关因“文化大革命”冲击而逐渐瘫痪。1967年3月以军分区为主,吸收群众组织代表和部分专署领导干部,成立常德专区生产领导小组,行使专署职权,4月专区生产领导小组撤销,成立常德专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,11月改称常德地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,12月成立常德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。1968年2月成立常德地区革命委员会,行使原常德专署职权。1979年3月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精神和宪法规定,撤消常德地区革命委员会,成立常德地区行政公署。1988年元月,国务院批准,撤销常德地区,建省辖常德市,实行市领导县体制。4月18日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批复,通知撤销常德地区建省辖常德市。常德市设七县二区一市:汉寿县、桃源县、澧县、安乡县、慈利县、石门县、临澧县、武陵区(原常德市改)、鼎城区(原常德县改)、津市(省辖县级市,委托常德市代管)。6月20~24日常德市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,正式成立常德市人民政府。1988年12月慈利县划归大庸市(今张家界市)。1992年5月省政府批准析武陵区德山街办事处、德山乡、德山林场建德山经济科技开发区。1995年常德市所属各区、县(市)撤区并乡建镇。全市有九十三个建制镇,一百十七个行政乡、十个街道办事处。

琅琊郡:历史上琅琊郡有二:①亦称琅琊国、琅琊郡、琅玡郡。春秋时期的齐国即有琅琊邑,在今山东省的青岛市胶南区琅琊台西北部,曾有越王句践迁都至此之说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在境内设琅琊郡,并附置琅琊县,治所均在琅琊郡(今山东夏河),境地为山东半岛东南部。西汉时期治所在东武(今山东诸城),并增琅琊国、柜县和祝兹侯国治于境内,下辖五十一县,包括今山东半岛东南部的海阳、即墨、崂山、胶县、胶南、沂水、营南、日照、五莲、赣榆及青岛等地。东汉朝时期琅琊国改治到开阳(今山东临沂)。晋朝时期改置为琅琊省。北魏时期迁治到即丘(今山东临沂)。隋朝时期又复置琅琊县。唐朝时期又裁废,境地归胶州、诸城,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东南部诸城、临沂、胶南一带;唐乾元初年(戊戌,公元758年)曾废黜,后又有沂州琅琊郡。从魏、晋朝时期起,琅琊台及秦朝琅琊郡治均不属琅琊郡(国)。②亦称南琅琊郡,东晋元帝司马睿在江乘县(今江苏南京仙林大学城)侨置南琅琊郡,寄治在江乘县的金城(今南京白下区);晋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(乙未,公元335年)桓温任南琅琊郡内史,出镇江乘县金城,请求割丹阳郡江乘县境以立实郡,不久南琅琊郡正式在江乘县划土立定,江乘县改隶南琅琊郡;晋咸康七年(辛丑,公元341年)割江乘县西境设立临沂县属南琅琊郡。南朝齐永明六年(戊辰,公元488年)齐武帝萧赜以为江乘县白下垒(今中央门外北崮山)依带江山,将南琅琊郡治从金城迁至白下垒,名白下城。陈宣帝陈顼太建十年(戊戌,公元578年)废除南琅琊郡。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年间复建南琅琊郡,后改为琅琊郡,治所在丹阳(今江苏镇江),在南宋后期亦废黜。

成阳郡:成阳是先秦时期的古县名,其时地域在今山东省境内。汉朝时期城阳郡治为莒县,不久改为国。东汉初期废黜,末年再置。汉朝时期又有个成阳县,在今山东省的鄄城县境内,为济阴郡属县。晋朝时期,以汉朝城阳郡为东莞郡,而以成阳县为城阳县。南北朝时期北齐政权将其废黜。金国时期,又曾于今山东省的莒县一带置城阳军,但不久又改为莒州,此后又移城阳至青岛地区。元朝时期先后属胶州、莱州即墨县。明朝时期属山东省莱州府即墨县仁化乡、里仁乡等。清朝时期属山东省承宣布政使司莱州府胶州即墨县;清光绪二十三年(丁酉,公元1897年)德国侵占青岛后,白沙河以南及红岛等地划入德国租界。民国三年(甲寅,公元1914年)日本驱逐德国取而代之;民国十八年(己巳,公元1929年)属国民党南京政府青岛市,期间,白沙河以北仍归属即墨县里仁乡、仁化乡;民国二十四年(乙亥,公元1935年)夏庄、惜福镇、流亭部分土地划入青岛市,其余部分仍属即墨县;民国二十七年(戊寅,公元1938年)日寇侵华期间,今全部区域属伪山东省公署下设的道区;民国三十四年(乙酉,公元1945年)日寇投降,民国政府恢复旧制。1949年5月31日城阳解放,域内分别归崂山办事处和即墨县管辖;1961年10月起统属崂山县;1988年11月起改属崂山区;1994年6月起属青岛市,称城阳区至今。

 

2.堂号:

成阳堂:以望立堂,亦称东莞堂、崂山堂、承宣堂。

南平堂:以望立堂,亦称沅陵堂、武陵堂、建平堂、澧州堂、常德堂、荆南堂、溪州堂。

琅琊堂:以望立堂,亦称胶南堂、藏马堂、金城堂、江乘堂、白下堂、茅山堂、丹阳堂。

资料有待补充。

 

 

 

六.家谱文献:

山东诸城庸氏宗谱,(清)阖族编纂,清咸丰十一年(公元1861年)木刻活字印本。现被收藏在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县辛兴镇丁朱庙村庸增波处。

资料有待补充。

 

 

 

七.字辈排行:

山东诸城庸氏字辈:“然典茂昌……金海桂玉国君臣继世长增读耕田砚宇宙秀礼章”。

资料有待补充。

 

 

 

八.楹联典故:

资料有待补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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