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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77 闸[閘,读音作zhá(ㄓㄚˊ)]

 

一.姓氏用字:

 

 

 

 

二.姓氏渊源:

第一个渊源:源于官位,出自古代管理闸门之官吏闸官,属于以先祖官职称谓为氏。

闸,在古代称凡能开闭之门,“门曰闸门,河曰闸河,抑水曰水闸,刈草之具曰闸刀。设闸官司之。”古代司闸的地方官吏,特别是负责漕运闸务者,就称作“闸官”。

闸官一职由来已久,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设置有类似的官员,至隋朝时期开通京杭大运河后,负责漕运闸务的官吏九明确指定,但一直至到了元朝时期,随着人们对漕运越来越重视,南粮北运,“闸官”一职才真正地正式出现。

在明、清时期,闸官是专责漕运闸务的官吏,掌管各闸储泄、启闭之事,职位多达八十九位,皆按河道分称“闸漕”。闸官作为隋朝时期开凿的南北人工大运河基层管理组织中的一类,要与林林总总的过闸人员打交道,其职责与大运河的畅通息息相关,是大运河上的一个重要官职。

大运河连接南北,宋、元、明、清历朝政府通过漕运将农业经济重心、江南的漕粮源源不断地输往政治中心的京师。大运河的畅通,依赖于各种河工组织的参与与维护,闸官便是其中之一,其具体职责是掌管闸的储泄、启闭、统领夫役等。

例如在明朝时期,京杭大运河分为白漕、卫漕、闸漕、河漕、湖漕及江南运河六段。其中,会通河段因闸坝众多而称作“闸漕”,因为该段运河地势南高北低,而且水源不足,需要节制和调节水量。

在京杭大运河上,共有大闸八十九座。其闸有两种:一种是供过船兼放水的“船闸”,都建在正河道上,即称“拦河闸”,亦称“斗门”;另一种是供排泄运河洪水或供运河引水的闸,建在运河两侧的大型护堤上,有减水闸和积水闸之分。明朝时期工部主事王琼(字德华,公元1459~1532年)在所撰著的《漕河图志》中,对大运河上的大闸就有详实记载:通惠河里漕设有拦河闸九座;南运河卫漕设有拦河闸四座;会通河闸漕设有减水闸十一座、积水闸七座、拦河闸四十三座;大运河北方河漕设有积水闸六座、拦河四座;大运河北方湖漕设有减水闸十八座、拦河闸二十一座;大运河江南河段设有减水闸两座、拦河闸八座;总计八十九座大水闸,每闸设闸官一、副闸官二、随闸夫役(闸夫)若干。

 

 

大运河船闸(三堡闸)

 

 

大运河减水闸(刘堡闸)

 

 

大运河积水闸(西横闸)

 

 

大运河拦河闸(会通闸)

 

清朝时期,京杭大运河上的闸座有兴有废,但从数量上看,与明朝基本相同。设闸的目的在于控制和调节运河水量,以保证通航,而闸座功能的发挥,则必然需要人的参与,即“司启闭者亦必有官,备蓄泄者亦必有人。”

“闸官”在各个朝代名称有所不同,但职能皆一样:

“两汉之河堤员吏,唐之渠长斗门长,即后世之闸官也”。两汉时期即出现了闸官的雏形,当时管闸的官吏称为“河堤员吏”,到了唐朝演变为“渠长、斗门长”,其职能对灌溉农田和水路运输的用水量进行合理分配。

宋朝时期开始建立起独立完备的运河管理机构,各地方政府也在运河上设置专门官员。从北宋初年起,朝廷便规定各地方官多兼各地水官,掌管水政;在各主要运河段和各处闸堰处,则设诸专门官。诸处堰、渡、闸,也常设监官专理。如徐州境百步、吕梁堰闸,由徐州知州、通判“兼提举堤闸”,彭城令、佐“兼同管勾堤闸,杨家港东开河置闸通行盐船,仍差闸官一人,兵级十五人,以时启闭挑撩”。

到了元朝时期,“闸官”作为正式官名出现。“金时髙良河、白莲潭、漳河置闸,皆见于河渠志。但其设官与否不可考。至元开会通河置闸节宣,而监闸官金沟闸提领之名见于此。此会通河置闸官之始。”元朝中期,通惠河有闸官二十八人,会通河有闸官三十三人,管理有关的闸五十五座。

明朝时期,河道管理系统是一种双重体制:一是由朝廷派出“总河—都水司—分司”机构系统,二是由地方官府派出的“监司—丞倅”机构系统。闸官是地方官府丞倅一级的官员,最高不过从九品,大多未入流。但在一些重要河段,也有由中央政府直接派员管理的情况,如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九年(公元1421年),“遣侯伯各二员,分理济宁等闸、徐州吕梁二洪、通州等处河道,临清闸责由提督卫河提举司主事兼理,三年更代。”明永乐之后,朝廷“或以通政少卿,及监察御史巡视运河闸泉”。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十三年(公元1534年),“复设沽头闸主事,并新兴黄家湖陵等七闸官吏人夫。”明嘉靖二十年(公元1541年),”置境山镇闸及官吏人夫。”明穆宗朱载贺隆庆六年(公元1572年),又“题复夏津、鱼台二县各主簿一员,专管新河石堤闸坝。”明朝时期尚有管闸主事,在史籍《明会典》中记载有“济宁管闸主事、沽头管闸主事、南旺管闸主事”,其至清朝时期废除。

清朝初期沿袭明制,清世宗爱新觉罗·胤禛雍正年间(公元1723~1735年),“南北河务分治”,将京杭大运河分为南河、东河和北河三段:华北北河设闸官四十三人,掌司闸之启闭,以时蓄泄;江南南河设十四闸,闸官十一人;山东东河设四十八闸,闸官三十一人,直隶府一人。

“闸官”是管理闸座的官吏,“闸官掌潴泄启闭事”,除此还要负责闸座的整修以及统领闸夫等。运河上的闸座,直接关系船只通航,有严格的启闭管理制度。闸官启闸闭闸要依运河水量而定。除“进贡鲜货”船到闸即开放外,“凡运粮及解送官物并官员、军民、商贾等船到闸,务积水至六七板方许开”。船只过闸要求该闸上下相邻闸门关闭,通过会牌传递启闭指令“会牌未到,催漕各官不得逼令启板;会牌已到,司闸官亦不得故意迟延,如有违误,该督题参治罪”。

运河各闸收束水势,全在启闭得宜,尤其会通河一段。由于该段运河非自然河流,而是借助于汶、泗等河之水济运,与运河其他河段相比,该段运河水源最为紧张。而且会通河河道高度相差悬殊,“南旺南距台庄高一百二十尺,北距临清高九十尺”,其水位主要靠闸来调节,两闸间的距离,近者数里,远者十余里,地势落差越大,闸座越密。如“阻舟安山闸”一诗所写“北河水涩河流湾,百步一曲如回环。南河水流闸满地,十里一闸闸昼闭”。相邻上下闸联合运用,启闭原则为上启下闭,下启上闭,“北上,板宜轻启南下,板宜勤启,不宜久闭”。为防止水源流失,船只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可开闸。会通河南旺段柳林闸就规定:“须积船二百余只方可启板,启完即速过船,船过完即速闭板”。杨廷秀的《过犇牛闸》一诗,就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众船过闸的情形:“春雨未多河未涨,闸官惜水如金様。聚船久住下河湾,等待船齐不教放。忽然三板两板开,惊雷一声飞雪堆。众船过水水不见,船底怒涛跳出来。下河半篙水欲满,上河两平势差缓。一行三十四楼船,相随过闸如鱼贯”。

京杭大运河上每闸皆设有闸夫,每闸三十人左右,“挑河浚泉不致乏人”。闸官负责带领闸夫挑浚淤浅、导引泉源、修筑堤岸,使河道疏通,粮运无阻。沿河两岸栽柳护堤,每人至少要植二十株。

闸官虽然职微位卑,但其职责却与京杭大运河的通航息息相关,甚至连皇帝都亲自下旨规定其职责。如明清两朝有关河政的圣旨中经常出现“务俟积水至六七板,方许开放”、“不许违例开闸”等规定。这一方面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闸座管理的要求十分严格,也从侧面反映出闸座管理的难度。

因为闸官的品级很低,所以对于那些“倚恃豪势逼凌闸官,及厮争厮斗抢先”过闸的人,他们往往无计可施,而统治者却赋予闸官特定的权力,允许闸官“将犯人拿赴巡河官处,及所在官司或巡按监察御史处问实,轻则如律处治,重则奏闻区处”。

当然,拥有权力就可能出现权责的滥用,所以统治者在给予闸官权力的同时,也对其提出了要求。如果有闸官“不用心依法照管,仍听豪权势要逼胁,启闭不时,致水走泄阻滞舟船,都拿来重罪”。虽然闸官只是一个小官,但是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却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其存在,主要原因:一是京杭大运河是一条漕运通道,统治者深知各闸座在这条通道上的特殊地位;二是闸官乃“小而切实”的官吏,闸官虽卑,职掌却非常重要。清高宗爱新觉罗·弘历乾隆元年(公元1736年),乾隆大帝南巡后返回京师,经过山东运河段仲家浅时,前江西巡抚常安试图令闸官“非时启闸越渡”,清高宗得知后震怒,将其“夺官,下刑部论罪,当枷号鞭责。”连皇帝过闸都不能例外,可见统治者对闸座管理的重视程度。

京杭大运河是明清时期连接南北方的交通纽带,是南来北往的官、商、民船的必经之路。闸官必然要同林林总总的过闸人员打交道。就朝廷而言,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制定了种种闸规,并希望以此来维持漕运商运秩序;就闸官本身而言,他们要遵守这些规定。但在实际操作上,闸官的行为与国家的主观愿望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。

京杭运河本来是为输送漕粮而开,所以过闸时粮艘先过,次及官商等船。然而有些官差船只“每到闸口,辄听船役喝令启板,么䯢官夫,稍有违抝,则捶楚继之。”闸官作为低级小吏软弱,为权势所迫,多屈于权贵,被迫启闸。但也有闸官试图借一己之力,故意不开闸,以此谋取私利的情况。在典籍《大清律例》中针对这种情况制定了“闸官人等用草卷阁闸板,盗泄水利,串同取财”的条规,说明这种情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如在清雍正年间,江苏高邮一带遇到饥荒,扬州知府子师载(字又渠)要赈济灾民,途经芒稻闸。那芒稻闸是淮、黄、高、宝诸河的入江要津,时值夏季,河水盛涨,按规可以过闸,然而“闸官利商人饵,谓非运使令不得启”,知府亲往督促,才得以过闸,“其后芒稻闸属府启闭,遂以为例。”

闸官开闸是否按规,因有运河厅官员不时督查,对于非时启闭尚有所畏惧,但闸夫却肆无忌惮,“且有闸夫启板而闸官不知者”。比如在淮安府境内的天妃闸,位于黄淮交会的冲要之处,每当洪水之时,闸水高四五尺或六七尺不等,怒涛惊魂,过闸难若登天。其所设闸夫都是“积年地棍,熟知水性,放闸打闸俱能巧弄机关,操人祸福,勒取钱财”,不但对过闸的商船和民船勒索银两,而且连漕粮船只也不放过,“每石索银八厘一分不等”。由于闸官在对闸夫的管理上存在漏洞,在实际操作中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,致使民船、商船在过闸时遭受盘剥,这一行为对过往船只造成了伤害。明朝内阁诗人李东阳(字宾之,公元1447~1516年)在《夜过仲家浅闸》一诗中,描写了民船过闸的场景:“闸官醉睡夫走藏,仓卒招呼百无计。民船弃死争赴闸,楫倒樯摧动交碎。舟人号啕乞性命,十里呼声震天地。”可见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,过闸是一件相当艰苦的事情。

总之,明清时期,京杭大运河是国家的生命线,其畅通与否离不开“人”的管理和维护,要保证运河能够有效的发挥其运输功能,闸座管理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。闸官虽然是运河上的一个小官,但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官职,对运河的畅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

在古代闸官们的后裔子孙中,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,即称闸氏,世代相传至今,其姓源繁复,不可一论。

 

第二个渊源:源于姬姓,出自清朝早期江南大粮商吴氏家族,属于避难改姓为氏。

清朝康熙年间(公元1662~1723年),祖籍江苏高邮的大粮商吴氏至德堂家族,奉旨运输漕粮入京,结果途中漕船遇大风翻覆,所运漕粮全部入河损毁,又因其祖上为叛清的镇南王吴三桂(字长伯,公元1612~1678年),故而及其害怕清廷追查,举族避祸迁徙到江夏蔡甸(今湖北武汉蔡甸区玉贤镇)落居。当时别人问起其姓氏时,吴氏族长先是不敢回答姓吴,不过当他看到村边河上有一座闸门时,便灵机一动自称姓闸氏,自此流传下来一支闸氏家族,改以江夏为郡望,世代相传至今。

该支吴改闸氏的详实情况,仍有待进一步考证,因为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具体。

例如,著名当代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文化局副局长、作家、湖北武汉人闸远翔(笔名远翔,公元1941~今),即源自该支吴改闸氏家族。

 

第三个渊源:源于嬴姓,出自民国时期江苏李氏家族,属于避难改姓为氏。

祖籍江苏省的一支李氏家族,约在民国时期因家族内乱事件,举族避难迁徙到江夏硚口(今湖北武汉硚口区古彭镇),在避难迁徙途中改姓氏为闸氏,以江夏为郡望,世代相传至今。

该支李改闸氏的详实情况,仍有待进一步考证,因为该支闸氏族人自己也说不清具体来历。

例如,著名当代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的劳动模范闸远义,即源自该支李改闸氏家族。

 

 

 

三.各支始祖:

资料有待补充。

 

 

 

四.迁徙分布:

闸氏是一个多民族的古老姓氏群体,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一千位,在台湾省则没有,族人多以东平、江都、江夏、清河为郡望,主要分布在今河北省的邯郸市、湖北省的武汉市、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、香港特别行政区、大韩民国、泰王国、日本国等地。

 

 

 

五.郡望堂号:

1.郡望:

清河郡: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先为卫国之邑,后为齐国所占,成为齐国邑地,位于山东菏泽汲堂河一带,因水草清茂,古代齐国人称其为清河。西汉高祖刘邦五年(己亥,公元前202年)改置清河郡,后屡改为国。汉元帝永光年间(公元前43~前39年)后期再改为郡,治所迁至清阳(今河北清河)。东汉再改为国,移治至甘陵(今山东临清),其时辖地包括今河北省清河县至山东省博兴县、临清县一带地区。元朝以后辖地在今河北省清河市及枣强县、南宫县各一部分、山东省临清县、夏津县、武城县及高唐县、平原县各一部分地。到了明朝时期,清河县改归京师广平府(今河北大名)管辖。此后直至清朝时期,清河县隶属于直隶省广平府。民国初期,清河县初属直隶省冀南道,民国三年(癸丑,公元1913年)改为大名道,民国十七年(戊辰,公元1928年)直隶于河北省,民国二十五年(丙子,公元1936年)初划属河北省十四督察区。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民国二十七年(戊寅,公元1938年)9月,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冀南区抗日根据地,清河县为其辖地。民国三十年(辛巳,公元1941年)8月晋冀鲁豫边区成立,辖冀南区,清河县为冀南区十三专区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于民国三十四年(乙酉,公元1945年)11月清河县改属冀南区二专区。民国三十七年(戊子,公元1948年)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,晋冀鲁豫边区即行撤销,清河县随冀南区二专区归属华北行政区。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,清河县划归河北省衡水专区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清河县人民政府由城关迁驻葛仙庄。1952年11月7日撤销了衡水专区,清河县改隶邢台专区。1958年4月28日撤销邢台专区,清河县归属邯郸专区;同年12月20日撤销清河县并入南宫县。1960年5月3日又撤销邯郸专区,清河县境随南宫县归邯郸市辖。1961年5月23日复设邢台专区,南宫县还属。同年7月9日恢复清河县建制,仍隶邢台专区。1970年邢台专区改为邢台地区,继辖清河县。1993年7月邢台地区与邢台市合并,改由邢台市管辖。

东平郡:西汉宣帝甘露二年(己巳,公元前52年)改大河郡为东平国。南朝宋改为郡,治所在无盐(今山东东平)。辖七县,包括今山东济宁、东平、汶上、梁山、泰安等地。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废黜。北宋朝宣和年间(公元1119~1125年)以郓州为东平府,治所在须城(今山东东平)。明、清两朝为州。民国时期废州改为县。

江都郡:即广陵郡。原为战国时期楚国的广陵邑。秦朝时期置为广陵县,在今江苏扬州西北一带。西汉元狩三年(辛酉,公元前120年)改江都国置广陵国。东汉建武中期改广陵国为郡,治所在广陵(今江苏扬州),当时辖境包括今江苏省扬州、仪征、高邮、宝应、金湖等县地。隋朝时期改为江阳郡,治所在今江苏扬州。唐武德三年(庚辰,公元620年)改广陵郡称南兖州,移治到江都(今江苏江都),其时辖地在今江苏省、安徽省两省交界的洪泽湖和六合县以东、泗阳县、宝应县、灌南县以南、串场河以西、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。南唐时期又恢复为广陵原名。北宋熙宁五年(壬子,公元1072年)将广陵并入江都,此后再无广陵郡之称。

江夏郡:西汉高祖时期设置,治所在安陆(今湖北云梦),其时辖地在今湖北省安陆市、钟祥县、潜江市、钙阳县东部,以及河南光山县、新县西部、信阳市东部、淮河南部一带地区。三国时期的曹魏、孙吴各置江夏郡:吴国孙权在曹魏黄初二年(辛丑,公元221年)分江夏、豫章、庐陵三地设江夏郡,治所在武昌(今湖北鄂城),其时辖地在今湖北省武汉市至江西省九江市一带地区。曹魏时期的江夏郡治所在上昶(今云梦西南)。西晋灭东吴之后,还治旧地,改为武昌郡。南北朝时期刘宋政权移治到夏口(今湖北武昌),辖区缩为今湖北省的武汉市及其附近一带。隋朝时期置江夏县和汉阳县,分别以武昌、汉阳为治所。唐朝时期江夏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,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,江城之称亦始于隋唐。此后经宋迄明、清,均为历代州府治所。两宋时期武昌属鄂州,汉阳、汉口属汉阳军,南宋抗金将领岳飞就驻防鄂州八年,并在此兴师北伐。元至元十八年(辛巳,公元1281年)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,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一级行政单位的治所。明朝时期,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朱桢被分封到武昌做楚王;由于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从龟山以北汇入长江,到明嘉靖年间在汉水新河道北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。明末清初,汉口与朱仙镇、景德镇、佛山镇同称天下“四大名镇”,称为“楚中第一繁盛”,成为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,享有“九省通衢”的美誉。清朝末年,汉口建制为夏口厅,使武汉三镇之名贯于清、民国,三城鼎足雄峙更属罕见。清咸丰八年(戊午,公元1858年)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《天津条约》中增辟的十一个通商口岸,包括汉口;清咸丰十一年(辛酉,公元1861年)3月汉口正式开埠,在老汉口镇的下游沿长江先后开辟了汉口英租界、汉口德租界、汉口俄租界、汉口法租界和汉口日租界五国租界,这些租界独立于中国政府管辖之外,在界内分别设置工部局、巡捕房、领事法院等迥异于清朝政治体制的管理机构。清宣统三年(辛亥,公元1911年)10月10日,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,宣布脱离清朝,成立中华民国,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,武汉成为革命中心。民国元年(壬子,公元1912年)改江夏县为武昌县,废汉阳府留汉阳县,改夏口厅为夏口县;民国三年(甲寅,公元1914年)同属江汉道;民国十三年(甲子,公元1924年)湖北省在武昌设立市政筹备处;民国十五年(丙寅,公元1926年)改武昌县城区为武昌市,夏口县与汉阳县城区并为汉口市;民国十六年(丁卯,公元1927年)1月1日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,国民政府在汉口开始办公。国民政府命令将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镇合为京兆区,定名“武汉”,作为临时首都,4月16日武汉市政委员会成立,武昌市政厅撤销,三镇首次统一行政建制;民国十八年(己巳,公元1929年)武汉分治,武昌、汉阳县城划出,汉口仍为特别市,汉口为省辖市,6月21日湖北省政府组建武昌市政委员会;民国二十年(辛未,公元1931年)4月武昌市政委员会改为武昌市政筹备处;民国三十五年(丙戌,公元1946年)10月1日武昌市政府成立,市辖区范围:东北至任家路,西南至白沙洲,东南至洪山口,西北至长江中线,辖中正、大朝街、宾阳、粮道街、胡林翼、积玉桥、金白洲、徐家棚八个镇公所,12月1日将镇公所改区,汉阳城区划归武昌市管辖。1949年5月16日武汉三镇解放,同年合武昌市、汉口市和汉阳县城为武汉市,由中央人民政府直辖。1950年改由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,中南军政委员会驻汉口。1952年由中南行政委员会领导,并为其驻地。1954年改湖北省辖市,为省人民政府驻地。1959年原孝感专区所属孝感、通城、应山、蒲圻、大悟、嘉鱼、黄陂、汉阳、武昌、汉川、咸宁、应城、通山、云梦、崇阳、安陆等十六县划归武汉市领导。1960年撤销通城县,并入崇阳县,撤销嘉鱼县,并入武昌县;撤销蒲圻县,并入咸宁县,撤销云梦县,并入安陆县,总辖十二县。1961年将孝感、应山、大悟、黄陂、汉阳、武昌、汉川、咸宁、应城、通山、崇阳、安陆等十二县划归孝感专区。1979年原属咸宁地区的武昌县和原属孝感地区的汉阳县划归武汉市领导。1983年8月19日国务院批准将孝感地区的黄陂县,黄冈地区的新洲县划归武汉市。1984年设立武汉市汉南区。1992年9月12日民政部批准撤销汉阳县,设立武汉市蔡甸区,区人民政府驻蔡甸镇。1995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武昌县,设立武汉市江夏区,区人民政府驻纸坊镇。

 

2.堂号:

东平堂:以望立堂,亦称大河堂。

江都堂:以望立堂,亦称广陵堂、江阳堂。

江夏堂:以望立堂,亦称安陆堂、云梦堂、上昶堂、武昌堂。

清河堂:以望立堂,亦称滏阳堂、清阳堂、甘陵堂、冀南堂、南宫堂、邯郸堂。

资料有待补充。

 

 

 

六.家谱文献:

资料有待补充。

 

 

 

七.字辈排行:

资料有待补充。

 

 

 

八.楹联典故:

资料有待补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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